2018-1《十月•长篇小说》（选读③）|陈继明：七步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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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步镇

陈继明

作家/陈继明

陈继明，曾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。小说曾获十月文学奖、中华文学选刊奖、小说选刊奖、中篇小说选刊奖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等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一人一个天堂》《堕落诗》，中篇小说《北京和尚》《陈万水名单》《灰汉》《圣地》，短篇小说《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》《蝴蝶》《骨头》等。部分作品被译成俄语、英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。

卷  三

1

2015年的寒假很快到了，我决定这个假期回趟老家。整个假期都留在老家，干些该干的事情，而不是忽东忽西跑来跑去。父母去世后，尤其是母亲去世后，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母亲不在，家就不像家了。偶尔回去，总是走另一条路，故意绕过县城和七步。绕过县城和小迎有关，绕过七步镇和头疼有关。

这次回去打算特别经过一下县城，包括七步。经过县城，先去张家店看了看表哥一家（姑姑已去世），顺便请表哥带路，去大路畔附近想办法找到催眠状态下看见的堡子。当然，最好是找不见，那就证明催眠状态下的所见所闻真的近似于梦。据说甘谷县大概有三百个古堡，都是明清两代为了躲避兵灾匪患修筑的。至今保存完好，绝不是因为有文物保护意识，而是因为堡墙又高又厚又结实，破坏起来不容易。前不久看见一个消息，甘谷县正在就这些明清古堡申请遗产保护，“三百个”的数目是从有关资料上看到的。选择经过县城就意味着不能不经过七步镇，两者在一条路上。这次不仅要经过七步镇，还要在七步镇住几天，想办法弄清楚我在七步镇总是头疼和出现幻觉的原因。如果幻觉还在，至少要看明白那个军人的长相、身高，看明白他身上的军装以及肩章和帽徽。

居亦也嚷嚷着要跟我去。

她说：“我想看看小说中的海棠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能带你回去。”

她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你太小了，村里人会把我骂死的。”

她说：“就说我是你学生。”

我说：“学生更不行。”

她说：“秘书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作家不是官员，用不着秘书。”

她说：“反正我要去，跟定你！”

我静静一想，除了没勇气带她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，我想独自探寻那个秘密。我的前世到底是土匪还是军人？或者既是土匪又是军人？

她问：“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”

我发现我心里拒绝对她说：“我爱你。”

原来我的老毛病还在，一方面渴望爱和被爱，渴望碰到温柔体贴的好女人；一方面又厌烦二人世界的甜甜蜜蜜、海誓山盟、难分难舍。

她说：“看出来了，你不爱我了。”

我已经知道她的身世了，那可不是一般的身世。她的确是重庆人，但是刚出生（还没满月）就遭遗弃，在孤儿院长到五岁时，被一对信基督教的澳门夫妇收养了。养父是中国人，养母是葡萄牙人，夫妇俩很宠爱这个女儿。

她说：“你可不能不爱我。”

我还是不想说“我爱你”，至少此刻不想说。

“怎么给你父母解释？”我问。

她高兴了，说：“我父母好糊弄，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。”

我摸着她年轻的弹性很好的乳房，就像摸着她的身世，心里有一个明确的冲动，爱她，好好爱她，同时，又备感凄凉，甚至恐惧。

我问：“你说说什么理由？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要么，我给他们摊牌？”

我心里又是一紧，说：“不行，还不是摊牌的时候。”

她长叹一声，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此刻，和她的单纯、青春和美貌相比，一切又黯然失色。

我说：“亲爱的，听话，明年暑假带你去。过年，你最好陪在父母身边。”

她终于动摇了，她并非那么固执。

于是她要给我“送行”，让我给她脱衣服，她貌似无意地显示着对自己身材的自信和适度的狂野。当我们重新变得不分你我之后，我第一次发现，我们之间的亲切感，首先是纯身体纯动物的亲切感，其次才是灵魂的，就好像灵魂窃取了身体的果实，却后来居上，大抢风头。我们之间总是这样，每一次做爱，都会惊讶肌肤和肌肤、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取之不尽的亲切感。做完爱又会迅速忽略，因为亲切感这种东西没有特征，太普通，就像夏日凉风，随处都有。

居亦又哭了，哭得比任何一次都厉害，好像我这一走再也不会回来。当我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世后，她的哭有时候会让我很不安。

2

我坐飞机从珠海到兰州，然后借上朋友的越野车，驱车三小时，回到甘谷，回到张家店的姑姑家。表哥早就当了爷爷，他的孙子孙女已经是我和小迎当年的年龄。晚饭后我一个人出来，走出比当时大了几倍的村庄，走向不远处的小站。小站也比当时大了很多，新修的楼房比乡村建筑更简洁大方，就是一个富有国家的偏僻小站应有的模样。月光下的铁路还是当时的走向，向北，是我开车回来的方向，前往兰州、西宁、银川、呼和浩特等地。向南，先是天水，再是宝鸡、咸阳、西安，再远是成都、重庆。我第一次发现，我老家离居亦的老家重庆并不远，坐火车沿宝成铁路可以直接到。下次居亦来，可以陪她回重庆看看，不知她有没有愿望找到她的亲生父母？站台上干干净净，并不像记忆中那样，总是停着一列又长又黑的货车。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个晚上，月亮刚好在头顶偏西的地方，姑姑把哥哥、嫂子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还有十二岁的我，送到一辆拉煤的货车上，逃离了故乡。现在看来，故乡，更像是一个道德存在，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，要么被迫逃离，要么衣锦还乡。当初的确是被迫逃离，为了让我继续上学，父母做出了胆大包天的决定，让哥哥和嫂子两个壮劳力带上我，偷偷跑掉。当时“文化大革命”并没有结束，谁也不知道哪天结束。真想不通，父母为什么认为我必须接着上学？因为头疼，没法在七步小学读书，那么，像三个哥哥那样回来拉倒，放羊，干农活，很简单。再说，父亲还是被专政的对象（反动军官，马鸿逵的骑兵营长）。至今我也想不通父亲和母亲是凭什么有勇气有信心让我们跑掉的。几十年后我回来了，说衣锦还乡当然是自作多情，一个写过几本书的作家，在乡亲们眼里连个处长都比不上，甚至不能和一个有实权的科长相提并论。把衣锦还乡换作千疮百孔倒是更合适。如果千疮百孔有些矫情，那我就说说当时的真实感受。我走在铁轨上，前往兰州银川的方向，走了几百米，又转身走回，其时我面对的正是所谓故乡，我心里冒出一句话：出去几十年了，好像什么都没干，要说干了什么，那就是离了三次婚，有了两个女儿。注意，是两个女儿而非一个。包括从武汉长江大桥上奋然跃下的大女儿小鹤。

我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我坐下来，点上一支烟。

屁股下的铁轨渐渐开始发热。

我早就通过车站后面的山形做出判断，此处正是小迎被两个康拜因夹死的地方。货车的后面是车站，车站的后面是一座山，山嘴上有一块红色巨石，像一头牛静静地卧在那儿。当时，长长的货车就像抽筋一样突然动了两下。干净凶狠的两下。大地深处受到的震荡，到现在还隐约可辨。受伤的空气，到现在还散发着怪味。血从车厢里靠近村庄的这一侧落下来，打在铁轨上，先是一滴一滴，接着就连成线，一条直直地抖动的红线。我立即就想到了小迎，相信那是小迎的血。去车厢里捉迷藏，是我的馊主意。小迎，那么生动的一个人，被我的馊主意害死了。小迎有些霸道，和我们说话，总喜欢弓着身子，像小鸭子要飞起来的样子。所有这些，都死了。我和她的吻，也死了。

那算不算我的初吻呢？

此刻我有些怀疑了。

因为，那时候我们才十岁左右，屁都不懂，吻了半天，没多少感觉。小迎如果没死呢？到了十七八岁，我们如果还有机会拥抱和接吻，那么，前面的吻就算是初吻。如果我们后来还有幸结婚生子，那么，十岁那个小小的吻就更是值得再三讲述。这就是历史，往往是后来的事情决定了前面的事情应该如何书写。

对不起了小迎，我认为，四十年以后，在澳门的黑沙海滩，我和居亦的那个吻，才是我的初吻。因为，那个瞬间我才算一个性成熟的男人。你死得那么早，不知道我有回忆症，回忆症不是病，死不了人，但是，它阻碍了我的成长，推迟了我的成熟——尤其是性成熟。我的相当一部分精神和体力用在回忆上了，身体和精神的成长，比别人至少慢了三拍甚至更多。二十八岁以前，我一直拒绝谈恋爱，因为我心里有你，我认为你就是我的恋人，一辈子的恋人。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实际存在，不在乎能不能和你耳鬓厮磨，我只要回忆，有回忆就够了。二十八岁以前，即结婚以前，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女人。那时候我身高一米七六，体重五十公斤，形单影只，面色苍白，每天写诗，写情诗，所有的情诗都献给你。大三那一年，出过一本油印的诗集，题为“献给小迎的情诗”。

小迎，我可不是专门来向你表功的。我是来请求你原谅的，如果不是我那个自作聪明的馊主意，你不可能死。小迎，你的死绝非没有理由。绝非没理由就是有理由。强调没，是在回避有。我没有直接杀人，起码间接杀了人。

小迎，对不起！

小迎，你还在这个地方吗？

小迎，你还在吗？

3

我没有劳烦表哥，而是自己去了县委宣传部，找了个熟人，弄到一份为申请物质文化遗产准备的资料，题为“甘谷：千堡之县”。

前不久，县委宣传部派人对全县古堡做了一次专门普查，这个资料就是普查小结。原来，古堡的数量不是三百座，而是一千三百多座。

资料上有下述内容：

甘谷县，位于甘肃省东南部，天水市西北六十三公里处，渭河由西向东贯通全境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先秦时就有车马大道，是北上兰州、远赴西域、东去长安、南下西蜀的唯一要道，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所，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段。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境内就有先民繁衍生息。西周时为秦地，周庄王九年（秦武公十年，前688年）置冀县，为全国最早建县的地方之一。北魏称当亭，北周称冀县，唐武德三年（620年）为伏羌县，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更名为甘谷县。

正因为地理位置特殊，甘谷县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战乱频仍，烽火不断，特别是明清两代和中华民国前后，兵祸之外，又兼匪患。本地土匪以及南来北往的各路盗贼，令社会极度动荡，百姓穷蹇无奈，只能各求自保，在高山险要之处或川台平旷之地，修寨筑堡，成为风气。据统计，全县寨堡总数竟达一千三百余座，平均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一座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千堡之县”。

这些寨堡当地人称之为堡（bǔ）子，以四方形为主，另有不规则形、三角形、圆形、梯形等，大多依地恃形而建，易守难攻。大小形制，以七步镇李八爷堡为例，东西长66米，南北宽60米，建筑总面积2570平方米，可使用面积3.6亩，外墙高约10米，含女墙约1.2米，堡墙厚6.4米，夯层6至8厘米，东南角和西南角墙顶各建有望楼、炮台和角墩，墙下原本有环壕，后填平。

文中提到的李八爷堡我知道，离七步小学不远，当时是七步粮库，里面的老建筑拆光了，四周全是新建的圆形库房。我跟着交粮的大人进去过几次，还背着小袋粮食从长长的斜梯上走上去，跳进一眼望不到边的粮食堆里，将身子一斜，同时松开攥紧袋口的手，肩上的重量就像水银一样突然滑下去了。粮食是刚晒干的，阳光的味道很足，加上尘土的味道，集中起来，一时散发不出去，毒药一样令人头晕耳鸣。

我们海棠村有两个堡子，上堡子和下堡子，但资料里只能找到面积较大的上堡子，有编号，有图片，有简单的文字说明，下堡子则根本没提。这说明，特别介绍的堡子只占少数，要么面积大，要么有特点。好在后面附着一张全县堡子的分布图，密密麻麻，多如星星，遍布全县每一个角落，有村庄就有堡子，往往一个村庄有两三座堡子，有些在村子里面，有些在村庄附近。我特别看了大路畔周围十里路以内的堡子，至少有四五十座，举例介绍的，有四五座。圆形且建在山嘴上的堡子有八九座，但是，它们都紧邻村庄，迅速被我排除了。土匪的据点一定是远离村庄的，至少不会紧挨着村庄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我在催眠状态下也没看见堡外有任何房屋，房屋都建在堡子里。

我先开车到了大路畔。

从县城到大路畔只用了二十分钟。

我把车停在路边，熄了火，往口袋里塞好几盒烟，下了车。我在车上已经看见，前方的十字路口很热闹，较远处的墙根下是一些站着说话的年轻人，最近处是三个安安静静的老人，两者之间有一堆吱吱喳喳的女人娃娃。他们一致抬头看我和我身后的车，奔驶Ｇ500和“甘Ａ”的车牌号显然引起了他们的足够重视。

我向三个老人微笑着走去。

我在他们旁边停下来，给他们递烟，点烟，然后我也点上烟，蹲在他们前面。三个人中，带茶色石头眼镜的一个显得更开朗一些。

我对他说：“我打听个事。”

他连忙点头，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我问：“你们这附近的堡子，最漂亮的是哪一个？”

他说：“堡子？没娇没丑，都差不多。”

我又问：“最早的是哪一个？”

他说：“听说最早是明朝万历年间建成的，在另一个庄子。”

我心里一喜，碰到了一个识字人。

我说：“那么早啊，有三四百年了。”

他问：“这些堡子还有用吗？”

我装腔作势地说：“可以申请物质文化遗产。”

他有些兴奋，说：“好事，给钱吗？”

我说：“国家肯定会花钱保护的。”

他嗓门突然提高，几乎在喊：“国家花十块钱，有九块进了干部口袋。”

我笑了，并向他频频点头。

稍后我又问：“有没有一个堡子建在山嘴上？”

他说：“有呀，不止一个，有不少。”

我用两只手比画着说：“堡子建在山嘴上，房子建在堡子里面，堡子外面没房子。”

他没听明白，有些疑惑。

我又说：“只有堡子，没有庄子。”

他说：“没庄子就没堡子，有堡子肯定有庄子。”

我说：“听人说有一个。”

他耐心解释：“庄子是庄子，堡子是堡子，没有把堡子当庄子的。平时住在庄子里，土匪来了，残兵游勇来了，才临时躲进堡子。”

他提到了土匪，我趁机问：“你们这附近出过土匪没有？”

他说：“小打小闹的土匪村村都有。”

我问：“有没有大一点的土匪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们这种小地方出不了大土匪。地方多大人多大。人家尕司令是大土匪，张五十四是大土匪，水泊梁山的宋江是大土匪。”

接下来又随便说了些话，我就起身离开了，开车从他们旁边经过，继续向北，沿着渭河的支流——清溪河河谷一直向北，前往七步镇。一路上至少有二三十个堡子从眼前一闪而过。回到甘谷，根本没办法不看见堡子。我突然想，一个总面积不过一千五百多平方公里，目前的人口也才五十多万的小县，竟然有一千三百多座坚不可摧的堡子，差不多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堡子，这是不是有些荒唐？再说甘谷向来算不上富庶之乡，渭河两岸的农业，古道两旁的商业的确还不错，但更多的地方是山地，十年九旱，吃饱肚子都不容易，哪有什么余粮、细软，甚至金银财宝供南来北往的残兵游勇和大小土匪们再三抢掠？修筑堡子，心理安慰的意义和象征意义应该更多一些。建一个坚实稳固的堡子放在旁边，早出晚归都能看得见，相信坏人来了有地方可躲，吃饭睡觉都觉得安心。所以，建堡子的风气最初可能的确和兵燹匪患有关，但是，蔚然成风的另一个隐秘根源应该是心理安慰，或者是赶时髦。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髦，现今的时髦是，有钱没钱先盖一座二层或三层小洋楼，把原本应该是厕所内墙的光滑材料，变成楼房外墙的唯一装饰，家家一样，毫不避讳，没有美学追求倒可以原谅，一点个性诉求都没有，好像所有人的同一个内脏早就被统一摘除。我心里有了一个恶毒的念头：千堡之县应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对。

半小时后，到了七步镇。

我要不要先回海棠？

如果回到海棠，肯定连续几天都抽不开身。不仅是因为我好几年没回来了，更是因为大家会踏破门槛，缠住我让我写字。在老家，我的字比我的小说出名。他们把我叫“写家”，不叫作家。写家，主要指写字的人，字写得好的人。写家的地位高于作家。作家写的那些东西，少不了男盗女娼，老百姓不喜欢。

我决定先不回家，留在七步，故意挑战一下故乡这个“道德存在”。从几千公里的路上回来，还剩下最后十里路了，却不赶紧回家，这当然是挑战。不过，能做出这样的挑战，也不简单，再一次说明我的回忆症的确好了，至少好了很多。如果是以前，不可想象，已经到了七步镇而不回家。以前，回到家首先要做的事情肯定是先去母亲的坟地看一看，烧个香磕个头，再另选时间去父亲的坟地。回忆症最为厉害的那段时间，我真的想辞了职，什么事都不干，在母亲的坟地旁盖一间只够容身的小房子，一个人住在里面，回忆母亲一生中的点点滴滴，写一点回忆文章。说起母亲，顺便再汇报一下我的减肥。出门在外，我依旧坚持不吃肉不吃晚饭，控制饭量，每天走路。这几条已经差不多是我的新习惯了。但是，最近这些天做的梦，至少有一半和吃有关。梦中的我，厨艺高超，锅铲飞舞，像变戏法一样给自己炒各种稀奇古怪的菜，多半是大鱼大肉。有时候明明睁着眼睛，竟然也在做炒菜的梦。有时还尝试用适量的意识干预自己的梦，把菜炒成这样，而不是那样。比如，母亲做红烧肉是放醋的，这一点和很多人不同，于是我要求梦中的自己，在红烧肉出锅前滴一点醋。这么说来，我的回忆症好像还在，没好干净，要警惕。

我向路人打听，七步最好的旅社在哪儿，有人告诉我在马务巷。我当然记得马务巷，靠近清溪河，在李八爷堡的北面。找旅社的路上，我大致看清，七步变化不大，老街道老建筑保存完好，都还是旧时模样，有些门楼被重新刷了漆，显得又老旧又艳丽，街上半是本地人半是游客模样的人，还看见了几个外国人。

经过挑选，我住进北山客栈。

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老宅院，据说开业不久，看得出不久前刚刚修补过，部分门窗和廊柱是新木料。收费不高也不低，一天一百三十元。整个院子，四面都是两层的砖楼，北面临河，南面向街。我选择住在二楼最北侧的一个房间，屋内很干净，卫生间也很干净，阳台底下就是清溪河，可惜河水很小，而且结了冰。河水之小，我并不惊讶，因为海棠村也在清溪河边。我离开海棠之前，清溪河里的水一年四季都是满的，下河游泳会担心淹死。淹死人的事情的确时有发生，冬天在宽阔的冰面上滑冰、打陀螺，是难忘的儿时记忆。而现在，清溪河常常会断流，河水最大时也不及当年的一半。

洗了澡，躺在床上，想起近在咫尺的海棠，心里很不踏实。更重要的是，躺了几分钟，突然想起此行的目的，同时也发现头没疼，一点没疼，闭上眼睛仔细感受，还是一样，脑海里安安静静。而且眼前也没出现任何幻觉，没看见那个骑马挎枪的人。我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应该失望。我想，也许天黑后会不同。

我戴上墨镜，下楼来到街上。怕碰见熟人，所以戴了墨镜。海棠人也有长期在七步镇开铺子摆地摊的，古来如此。门口的这条街就是马务巷，马务巷可能的确和“马务”有关。有传说，整个清溪河河谷和南北两山曾经是秦国的养马场，后来，在唐宋元明等各个朝代，此间都负责给朝廷驯养战马。马务巷还是以前的石板路，整条街随着清溪河的弯曲而弯曲，不宽，但很长，大概有三千米。我假装成外地游客，说着普通话，一个铺子一个铺子地看过去。所有的商品都明确指向外地游客，这足以说明七步镇已经是知名度不低的一个旅游目的地。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商埠、伏羲故里、千年古镇、得到完整保存的古建筑，这些历史和文化元素经过着力打造，成为亮点。我从这边走过去，再从那边走过来，看到了人们能够拿出来买卖的所有东西：中药、花椒、辣椒、苹果、核桃、樱桃、麻鞋、草编、毛线、腊肉、酸菜、咸菜、粉条、粉丝……正是因为杂乱零碎而让整个一条街显得满满当当，洋溢着乡野气息浓郁的诚实和温暖。我碰到了五六拨游客，注意听他们说话，一半是附近的口音，一半是陕西、青海、四川甚至港澳台的口音。

随后我又特别去了七步小学，我念过几天书的地方。在七步小学校门口，一瞬间，我似乎有些头晕，不是疼，是晕，和晕车的感觉相似，我急忙扶住一棵柳树，微微闭上眼睛。好像也出现了我想要的幻觉，没错，和当年一样，一个人骑在马上，威风凛凛的样子。但比当年模糊多了，仅仅是一个剪影，黑白色，黑色也接近白，看不清任何一个细节，人的长相、衣服的样式、帽徽肩章都看不清。另外，我也实在说不清，这个剪影是此时此刻刚刚出现的新幻觉，还是我对以前那个旧幻觉的回忆。

附近有人走来，有些面熟，我急忙闪开了。天近黄昏，我打算找家饭馆吃些饭，开着车跑来跑去，活动量很大，肚子早在咕咕叫了。要了一碗浆水面，外加一份酱猪蹄、一份虎皮辣椒、一份炒鸡蛋、一份小咸菜。浆水面并不意味着简单，而是讲究。这是典型的海棠吃法，也是母亲喜欢给我们做的。前面说过，我学会了母亲的所有厨艺，自己装扮成母亲喂养自己可怜自己，包括浆水面。浆水面的关键是浆水，浆水我也会做，珠海没有苦苦菜，经过再三摸索，我用一种名叫青麻叶的白菜顶替，再加上芹菜、白萝卜和莲花菜，味道很不错，几乎可以乱真。四个小菜先来了，减肥前那种可以吃掉一座山喝掉一条河的冲动又出现了。突然，我特别想“喝两杯”，便要了三两老家人常喝的秫秫（高粱）酒。问了饭馆的WiFi，打开微信，一边喝一边给居亦发去照片，以示坦诚，并向她解释，跑了一天，晚饭不能不吃了。她肯定在忙，回了一个吐舌头的手机表情。我对手机表情没有好感，每次看见任何人发来的任何一种手机表情，都会全身一麻，但每次都忍了下来。居亦什么时候不回几句话，我心里就一直处在等待和担忧中，我也借此知道我仍然爱着居亦，好像我随时有可能见异思迁。我慢慢吃慢慢喝，一直到电视里的《新闻联播》开始了。

每天都少不了死人的新闻，《新闻联播》的最后部分好像总有自杀式炸弹袭击，早先是一年一次，后来是一月一次，现在几乎每天都有。

今天是阿富汗，首都喀布尔，闹市区，一家法国餐厅，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，两名无辜的用餐者当场死亡，十五名阿富汗人受伤。

用餐者，正在用餐，突然死了。

“他妈的，这样的死，对死者来说毫无道理。”我心里念叨，我知道这念叨仅仅是回忆症留下的思维习惯，和回忆症已经没有关系。

我对自己的麻木已经习以为常。

如果是以前，这可能是我光荣地坠入回忆的一个机会，我会想象我是其中一个用餐者，正在异国他乡和一个陌生女人吃饭，为饭后领她上床暗暗下着功夫，突然汽车破墙而入，强大的气流把我和面前的女人一同送上了天堂。

如果只是此刻这样的事不关己的一瞬间的联想，那就好办。坏就坏在，回忆症患者的我，总是始于联想，终于回忆，我会实实在在坠入回忆，一遍一遍、一点一滴地回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直到被新的更值得回忆的内容取代。

此刻我还推断，我的回忆症，一方面的确是一个不轻不重的顽疾；另一方面，也有可能是我对遗忘之普遍做出的本能反抗，认为这个世界太习惯于遗忘，人们太习惯于遗忘，所以反而得意于自己有回忆症，偏偏不去治疗。

2001年9月11日，后来称作“9·11”的事件发生了，我也是在当晚的《新闻联播》里看到的。当时我正在和一个女企业家聊天，准备给她写一篇五千字的报告文学，写好后可以从杂志社拿五百元，从女企业家这儿拿五百元。在当时，一千元稿费是一笔大收入。可是，那篇报告文学终究没有写出来，因为我从此像坠入地狱一样坠入了回忆。回忆自己在第二架飞机上，即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175号航班，带着老婆孩子，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，却毫无预兆地变成了纽约上空的一抹轻烟。我知道这么做很傻，这是最标准的用别人的豆子炒烂自己的锅，但我做不到不这样。当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病叫回忆症，只猜测自己可能是一个有潜力的作家，天生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至少是多愁善感，有同情心，喜欢长久地沉湎于回忆。不仅回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还回忆别人的事情，把别人的事情偷过来加以回忆。回忆症对我的折磨之巨，我自己也是在回忆症痊愈之后才渐渐认识到的。今天的认识又有所加深，痛苦和痛苦是没办法相互体谅的，自己的痛苦自己本人也不一定能够体谅，尤其是当痛苦结束之后。不能体谅，是因为我们不在别人的地狱里或者已经从自己的地狱里幸运逃脱。地狱和地狱也是没办法相互体谅的。地狱的最大特点恐怕并不是皮肉和灵魂之苦，而是皮肉和灵魂之苦的独特性。呵呵，此刻在距离家乡最近的远方，我却意外看懂了什么是地狱。

居亦终于说话了，她问：“你爱我更多还是我爱你更多？”

我心想，又来了，到底是小女孩！

我心里烦烦的，我迟早要迎合她，但可以拖延一下。

我怎么说其实没选择，我说：“当然是我。”

她立即回复：“不是，是我。”

我继续敷衍：“怎样证明你爱我更多一些？”

她说：“不过，我只比你多一点点。”

我有直感，接下来，她又会说出让我吃惊的什么话了。她总是这样，一个很俗气很老套的话头，说着说着就会翻出新意，大显风月。

我问：“多多少？”

她说：“多你一天减掉的体重。”

我笑了。

我说：“你在提醒我减肥。”

我很不满意我的回答，和她相比，我真是愚蠢至极。

她回了一个手机笑脸的表情。

我全身禁不住一麻。

我结了账，回到旅社。我早就知道老家人自酿的秫秫酒厉害，所以只要了三两。上楼梯的时候，知道自己多少有些醉意了。我懒懒地躺在床上，再一次想起这是离海棠仅仅十里路的地方，觉得又抱歉又新奇。这时突然想起王龄的话，他在介绍弗洛伊德的时候说，精神病人、女人和孩子的潜意识更为活跃，因为，理性薄弱或理性残缺。我想，应该加上醉酒的人。还应该加上吸毒者。我的意思是我应该喝更多的酒，我的量，喝七八两可能刚好，再多就会倒下，再少——像现在这样，又重，又倒不下。在宁夏的时候，有一次喝多了，回到单位，以为院门锁了，只好翻墙，三米高的墙，不知怎么翻的，轻松翻过去了，落在院子里还站得稳稳的。从里面回到院门口才发现，院门的侧门是开着的。第二天再看院墙，看来看去，结论只有一条：不借助外力是绝对翻不过去的。

我终究没有下去再找酒，看了几页书，竟然很快就睡着了。感觉一晚上都在做梦，做梦的时候心存感谢，感谢这些梦——每一个梦，好像都在用一种不难理解的隐晦语言向我揭示我渴望知道的秘密：我曾经是谁？那个骑马挎枪的人是谁？在七步镇我为什么会头疼蛋疼？那个建在山嘴上的椭圆形堡子到底在哪儿？

醒来之后，任何一个梦都想不起来了，最近的一个梦同样想不起来。脑海里空空如也，床上也空空如也，房内只剩下一些搏斗的气味。灵魂和肉体搏斗了一晚上留下的气味。两个气味搅和在一起，变成一种难以描述的腥味，但灵魂的气味，有一部分似乎拒绝被混淆，让我想起晒干的甘草的味道，有点辛，又有点甜。整整一晚上，辛甜的灵魂再三做着殷勤努力，试图冲破肉体脱颖而出，把全部秘密告诉我。然而它失败了。它斗不过肉体。肉体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缝隙，没有一个是开给灵魂的。

对我来说，也算新鲜。以前我总会牢牢记住一堆梦，至少一个梦。印象深刻的梦，会连续很多天都忘不了。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小说《圣地》里的那个故事。醒来后，翻箱倒柜满世界找大女儿留下的痕迹，哭得一塌糊涂。

怎么办？我问自己。

我来到阳台上，点上一支烟。

怎么办？我再一次问自己。

我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清楚地感觉到，自己此时有多么沉重。显然，自己的肉体是自己的全部。肉体之外并没有另一个自己。肉体的重量就是“我”的重量，两者完全相等。我是谁？我曾经是谁？这样的疑问不过表明我还活着，这具臭皮囊还健在。它用血肉养育着我的疑问，养育着我对肉体的轻蔑，对灵魂的仰慕。当它死了，一切疑问一切偏见也将消失。最被轻蔑的东西，最伟大，事实可能正是如此。除了肉体，还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什么潜意识，什么超心理，什么前世，什么灵魂，什么自我，这一切都不过是肉体本身的一部分性质，肉体能品尝酸甜苦辣，同样会发出疑问，产生幻觉，仅此而已。曾经的那个幻觉，大概仅仅是幻觉，一个年轻军人骑着一匹大马，挎着手枪，威风八面，这很有可能就是我印象中的父亲，因为父亲正是骑兵，解放那一年父亲是马鸿逵贺兰军的一名骑兵营长。杨得志的部队从中卫中宁一路打过来，正在快速逼近银川，在大坝、小坝一带负责阻击的贺兰军早已人心涣散，无心恋战。某一日半夜，身为营长的父亲打了个盹，睁开眼睛，发现所有的士兵和战马都跑光了，只剩下一大堆枪。父亲一个人守着枪，一直等到次日下午，杨得志的部队来了之后，父亲用一堆枪换了一份投诚证明，不久就和母亲骑着一匹白马回甘肃了。半路上，投诚证明和钱包一同被小偷偷走了。历次政治运动中父亲就仍然是反动军官。这样说来，我幻觉中的军人偏偏也骑马挎枪，难道和心理暗示无关？我从小听父亲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，马鸿宾马鸿逵卢忠良马全良马敦静这些名字，我如数家珍。

但是，至少有一个出入让我的疑虑显得有些牵强。父亲是骑着一匹白马回来的，村里人至今还记得那匹白马，它是在村里老死的。况且，父亲说，他的一个营全是白马，被称作白马营。每一个营只有一种颜色的马，另有黑马营、红马营、花马营。我从小就幻想我长大后也要当骑兵营长，而且要当白马营的营长。

幻觉中的马却是一匹红马。

无论如何，它都应该是一匹白马。如果那是印象中的父亲，应该是白马。如果是想象中的我，更应该是白马，梦幻一般的白马。

4

我并没有马上离开七步镇。我似乎喜欢上了在家门口流浪的感觉。第二天我继续戴着墨镜，在七步的大街小巷转来转去。以七步小学为中心，向东西南北每一个方向走去。七步镇本来就不小，规模并不比一座一般的县城小，现在就更大了。马务巷这边的老街和老建筑基本上是原来的样子，破坏很少，这足以说明七步是一个古风犹存、斯文深厚的地方。有三座堡子，每一座都是大堡子，比海棠的两个堡子大多了。还有八座大宅院，最大的一座是李八爷家的，叫“进士第”。和李八爷有关的遗迹遍布七步镇，李八爷堡子，李八爷桥，李八爷书院，等等。李八爷，原名李以俊，排行老八，道光年间的进士，曾任陕西旬阳、旬邑等地知县。进士第我也进去看了看，顺便当了一回游客，以前的确没进去过。按说七步镇也算是我的故乡。七步镇的很多宣传材料里，提到“当代杰出人物”时，我也忝列在内。七步的每一个字画铺里都挂着我的字，据说都卖得不错。可是，我就是不情愿把七步也看作故乡，在珠海向人介绍，说我是甘肃天水人，在兰州向人介绍，说我是天水甘谷人，在甘谷向人介绍，说我是七步海棠人。如今人在七步，只觉得海棠才是故乡。可见故乡这个概念是越来越小的，直到小到一个村子、一座院子、一个母亲。

故乡其实是一个出口。我们通过一个具体而微的出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于是我们一生都忘不了那个出口。我们以那个出口为故乡。故乡的大小在变，作为圆心的出口永远那么小。为什么当我们回到故乡或接近故乡时总是免不了有些哀伤有些难过？是因为我们无限接近出口，无限接近本质，无限接近疑问。我们对自己的来和去无能为力，我们对来和去后面的黑暗一无所知，我们实在不能不哀伤，不能不难过。当母亲也去世了，那个圆心将变得游移模糊。我也才能做到，不急着回去。其实，没有了母亲，就算身在故乡，也像一个流浪汉。说起母亲，我真的好想重新成为回忆症患者。我好后悔找王龄博士治愈了回忆症。此刻，我认为有些疾病是不该被治愈的。待在疾病里让人觉得安全和满足。我们的灵魂也许就藏匿在某一种疾病里。也许疾病才是我们的故乡。

从早到晚我不停地转来转去。

遗憾的是，今天连头晕的感觉都没了。在七步小学，在七步镇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我都正常极了，不再头疼不再头晕不再出现任何幻觉。昨天那个剪影可能是我和“那个幻觉”的最后一面。看来，那个幻觉，也有它的寿命。它也有死掉的一天。它可能是一种能量，一种隐秘的能量，它会产生，也会消失。时间的延伸、空间的改变、人流和信息流的增加，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，都有可能促使它消失。能量守恒定律是就总体而言的，但是，任何一个个别的特定形式的弱小的能量，它会出生，也会死亡。它转化成别的东西，它融化进总的能量中，这是更有高度的计算方式。而我更愿意固执地认为，它死了。我的那个幻觉，它死了。以后我只能“回忆”它了，直到我也死了。幻觉中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现在我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想弄清这个问题。

我打算请人帮忙。我必须如此。

我想到的第一个人是小学同学蒲霞。蒲霞是七步中学的老师，从天水师范毕业后回到七步镇当老师，目前大概做了奶奶。除了五年级做过几天同学之外，后来的几十年，我一共见过她两次，都比较早。一次是二十几岁，一次是三十几岁，印象都不错，觉得她越来越出脱了，还是有点冷，但柔的成分更多了，柔让冷变得更有味道。她结婚很早，师范一毕业就结婚了，所以我对她的好感完好地保存至今。几年前她打电话问我要过字，我写好寄给她，没多久她又要，我又写好寄给她，前后要了三四次。我这么说，绝非在埋怨她，而是觉得她这种率真的没心没肺的性格，以及对男人的支配欲，倒让我心里挺舒服的。女人也许应该分两类，一种是雄性的女人，一种是雌性的女人。雄性的女人更霸道，更野性，更有支配欲，但仍然是女人，甚至是更有味道的女人。无独有偶，我的三任前妻都是这一类型的女人，肯定和我的这种认识有关。我显然忽略了结婚之后的长期相处，一个男人将如何选择自己的“角色”。做这种女人的男人，首先要在角色上做出让步，得让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另一个性别——女人，要像女人一样学会妥协，学会从属，甚至学会撒娇。如果能做到，或者天生就喜欢妥协和从属，天生有女气，就会平安无事，甚至不缺少幸福。如果相反，就随时可能爆发战争，直到离婚。有时候我觉得妥协和从属没什么不好，一切听她的，大事小事都由她安排，我专心写我的小说练我的字，何乐而不为。有时候我又觉得难受，觉得不对劲，心里突然会生出反抗和捍卫的冲动，大部分时间已经忍过来了，某一个瞬间却爆发了，于是前功尽弃。现在想来，魔鬼正是“反抗和捍卫的冲动”，忘不了自己是“男人”，尤其是亲戚朋友眼中的男人，孩子眼中的男人，不能不“反抗和捍卫”。按理说，有了前两次婚姻的经验，第三次我应该习以为常了。但是，意外的是，我的第三任妻子才是支配欲最旺盛的一个，她的支配欲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在家里吃饭，她要坐餐桌的主位，两人一起逛街，她要走在前面，她既不会牵我的手，我也不能牵她的手，一同开车，方向盘在我手里，加速减速、左转右转如何停车要听她的，甚至做爱，必须是女上男下，她还要始终睁着眼睛，两个人都睁着眼睛做爱实在是可怕，我只好“选择”闭上眼睛。有时候看见我睁开了眼睛，她会尖声命令：“闭上眼睛，听见没有？”或者稍稍温柔一些：“快抱紧我抱紧我，快闭上你的狗眼睛。”我这么数落她很有些对不起她，我的真实意思其实是，她还是很有女人气的，那是另外一种女人气，一般人消受不了的女人气。我如果能做到不把狗屁角色当回事，我们两个也会是很好的一对。我们的离婚连我们自己都感到十分突然，因为事先毫无预兆。为了一件很小的不算事情的事情，我们吵了起来，一个喊离婚，另一个说，赶紧离，越快越好。马上就出门去了民政局。出发的时候，她问，开谁的车？我说，开你的。她说，开你的。我说，开你的。我的坚持含着嘲讽，她的坚持不乏妥协。因为，后来我们如果两个人开一辆车出门，总是开她的车，由她开，这样免得吵架。前往民政局的路上她坚持我开车，我心想，已经晚了。这么说来，我们的离婚仍然是美的，至少有一种残忍之美。

回过头再说小学同学蒲霞。

我认为蒲霞这种女人是很适合帮忙的。正如我的第三任妻子，乐于助人，现在我仍然时不时找她帮忙。这样的女人，热情、有行动力，又的确是女人，细腻、坚韧，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显得柔情似水。两种品质加起来，办事能力超乎想象。我打算请蒲霞在七步做一个调查，把民国到解放这段时间的七步军人，尤其是有一官半职的军人（国民党军人为主），做一个详细统计，越详细越好，最好有照片，有事略。

我从手机里找到了蒲霞的电话。

我给她发了短信，告诉她我在七步，想和她见面。

她马上打来电话：“大名人，我在婆婆家，后天回七步请你吃饭。”

我用玩笑口吻说：“只和你单独见面。”

她大笑且撒娇，说：“我有点紧张哟。”

我继续开玩笑：“你也知道紧张？小时候把我欺负的！”

她也开玩笑：“是不是该你欺负我了？”

我心里发热，说：“当然了！”

她问：“你是在海棠还是在七步？”

我说：“我住在马务巷，这次来有个任务，保密啊！”

她问：“那我怎么请你吃饭？”

我说：“你一个人请我呀，咱们单挑。”

她说：“好吧，我不怕你，后天见。”

对于“后天”的到来，我竟然有些害怕。因为，蒲霞对我来说是一个情结。虽然只做了几天同桌，却一直记在心里，久久不忘。被她训斥的瞬间，心里又怕又爱的感觉，可能是我此生最早的性体验。经过七步镇去宁夏的那个晚上，灰蒙蒙的月光地里，心里唯一恋恋不舍的竟是蒲霞。大学时代还一厢情愿地幻想过和蒲霞结婚，但当时的我，只是一个喜欢写诗的乡村气息浓郁的文弱少年，生活在自己给自己创造的爱情乌托邦里，自得其乐，遑求它哉。小迎，蒲霞，都是我的乌托邦世界里的秘密成员，这就够了。亲了嘴，做了爱，甚至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就不是乌托邦了。再说蒲霞师范一毕业就结婚了，传闻是奉子成婚。再后来又听说她丈夫骑摩托车直接钻进卡车轱辘，当场撞死了，没多久她又嫁人了。人生在世，有些情结似乎迟早要了结的。明天见面，这个情结要不要做一个了结呢？再说，蒲霞是一个雄性的女人，热情似火，如果她主动，我怎么办？这之所以是一个问题，是因为我真的想好好爱居亦，不再出轨，不再偷情，不再三心二意。

我开上车重新回到大路畔。

我想把等蒲霞的时间用一件事情消磨掉。我又想起了那个建在山嘴上的附近没有庄子的堡子，并确信我在催眠中看到的情景不会有错。我打算把大路畔周围的堡子——所有建在山嘴上的堡子，一个不漏全部勘察一遍。不管堡子旁边有没有庄子，都要亲自看一看。在大路畔的街面上我又碰见了那个戴石头镜的老人，我说，想请一个人带我去找一个建在山嘴上的周围没有庄子的堡子。还没提报酬的事，老人就欣然同意。一看老人上了我的车，那伙晒太阳的人中，一个穿迷彩服的年轻人冲我们发出怪声尖叫，并喊，张老师去哪里，我也去。我悄声说，不要他。张老师向他们挥挥手，说，去北京。穿迷彩服的年轻人突然向我们追过来，我一踩油门，就离开了大路畔。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三百元塞给张老师，说，这是给你的报酬，别嫌少。老先生假意推辞了两下，就收下了。

我向张老师再一次强调，要找的堡子是什么样子：建在山嘴上，山是一个小山包，从地面直接隆起，占据了整个山嘴，山嘴多圆堡子就多圆，堡子不大，是一个小堡子，最多能住二十户人家的样子。堡子背后是大山，和大山像母子关系，但中间是完全断开的，附近也没有庄子，堡子前面是一条河，河里有水。

张老师点着头，似乎有了目标。

张老师说：“这附近的河，除了清溪河就是散渡河。”

我说：“清溪河沿岸的堡子可以不看。”

张老师说：“这就不费事。”

我说：“清溪河离大路近，我要找的堡子以前是土匪窝，肯定不在大路边。”

张老师说：“散渡河离这儿不远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，咱们直接去散渡河，你带路。”

只用了半小时就找到了散渡河。

我这才知道清溪河是散渡河的支流，两河在安远镇汇合之后，继续向东，在县城附近流入渭河。以前我一直以为清溪河直接入了渭河。

我们找到的第一个堡子叫杨家堡子。

以姓氏命名，是堡子的一大特点。

杨家堡子的确建在山嘴上，前面是河，后面是山，大小和形状很像我要找的堡子，但小山和大山几乎连在一起，这一点不符合要求。

我说：“还是不对。”

张老师问：“哪儿不对？”

我说：“小山离大山太近。”

张老师为难地说：“这个不对，就没有对的了。”

我说：“麻烦你再想想。”

张老师说：“有了有了，这次肯定没错。”

顺着河谷继续向北，又离开河谷上山，山叫魏家嘴。山顶有三个大小差不多的小山嘴，其中一个山嘴上有堡子，名叫魏家嘴堡。

半路上我就停下车，说：“不对，没这么高。”

张老师问：“你来过？”

我说：“我没来过，听人介绍过堡子里土匪的故事。”

张老师问：“不是红军故事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，和红军没关系。”

张老师说：“中央红军三过甘谷，我知道很多红军的故事。”

我说：“不是红军故事，是土匪故事。”

我们下了山，又回到散渡河河谷。

又看了一个，还是不对。

再往前就是通渭了，通渭是另一个县。

张老师问：“前面已经是通渭襄南，还去不去？”

我说：“咱们别嫌远，再找一找。”

刚进入通渭的县界不到五分钟，就看见河西岸有一座圆圆的小山，小得像一个入定的老人。身后有大山却不倚靠，面前很开阔也不仰望，只是兀自呆坐在那儿，闷声不响，平实安稳，任万物无理而有序，隐晦又清晰。如果山顶有一个堡子，就完美无缺，符合一切要求。可惜，山顶除了几棵小树，再什么都没有。

我说：“去看看。”

张老师说：“有山没堡子。”

我问：“会不会原来有堡子，后来拆了？”

张老师说：“那倒有可能。”

我们从冰上走过去，又走了二三百米，就到了小山脚下。抬头目测，山高大概有一百米，从低到高围绕着四五层玲珑的梯田，全部种着冬小麦。麦苗贴着地，是忍受寒冷、暂停生长的样子，等春天一到才会发力向上。我们顺着一条盘旋小路爬向山顶，才发现对我这个刚刚开始减肥的胖子来说，爬上去并不容易，张老师也气喘吁吁。终于站到山顶，朝我停车的方向看过去，我心里立即相信，找对地方了。我觉得有没有堡子并不重要，因为，我已经从空气里闻到了堡子的DNA，四周的一草一木里都暗藏着堡子的灵魂堡子的血液。稍稍细看，更是发现，太阳的血红，天空的纯蓝，和一次杀戮有关，砍头的事情似乎刚刚发生。紧接着就找到了更有用的证据：山嘴是非常平整的一块地，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，正好是一座小型堡子所需要的面积。西南角和西北角有明显而完整的夯土层，无疑是墙台和角墩了。土层的开裂处能看出人工夯打的痕迹，一层一层十分明显，裂缝里长着酸枣树，斜斜地刺向天空，粗大的根系裸露出来，显示着苍老的年纪。

我说：“张老师，来抽根烟。”

张老师问：“是这儿吧？肯定有过堡子？”

我说：“没问题，肯定是。”

张老师坐在我旁边，弓着腰，卷自己的旱烟。

我说：“这地方曾经是一个土匪窝。”

张老师问：“真的？我不信。”

我说：“我听人讲过，是一个很厉害的土匪。”

张老师说：“解放前，遍地是土匪。”

我问：“甘谷有没有大土匪？”

张老师说：“你上次问过，我说地方多大人多大，天水有胡子团，武山有斧头队，清水有剪刀帮，通渭有黑虎营，甘谷有啥？说不上。”

我说：“张老师，你也太悲观了。”

张老师说：“不是我悲观。”

我说：“人文始祖伏羲不是咱们甘谷人吗？”

张老师说：“穷得只剩下传说了。”

抽完一根烟，我站起来，拍了几张照片。

回去的路上我问张老师：“你认为，人有前世轮回吗？”

张老师说：“有没有都不好说。”

我问：“你希望有还是没有？”

张老师说：“我还是希望没有，最好没有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希望没有？”

张老师说：“没有就不用再来受罪了，受不完的罪。”

我说：“我也希望没有。”

转眼之间，我们就从散渡河河谷回到清溪河河谷，放下张老师，我立即回了七步镇。我打算见过蒲霞之后再回来，找到那些麦田的主人，了解更多的情况。但是，回到北山旅舍的那个瞬间，我才知道我为什么要急于回到七步。原来，回到七步其实是回到一个特殊的地方，一个不可替代的小角落：离海棠很近又不是海棠，半是故乡半是他乡，然后，躲在这样一个因为特殊所以温暖的小角落，大哭一场。

我哭了，我的眼泪流给自己。

我极度怜悯自己，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自己更值得怜悯的东西了。

我站在阳台上，一直哭一直哭。

我怜悯着自己，还怜悯着另一个自己，前世的自己。

我想把眼泪哭干，把怜悯哭干。

当初母亲去世后我也是这样怜悯自己的。是怜悯，不是别的。怜悯自己突然没有妈妈了，怜悯自己虽然四十多岁，却突然沦为孤儿，自己从此将真的变得举目无亲，漂泊无依。当时的我，万万想不到，一个人是如此需要母亲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仍然需要母亲。当我和一些父母健在的朋友说起这个感受并如实使用了“孤儿”一词时，朋友们一概面含怀疑，眼神飘忽，就差直接说我“矫情”了。接下来的情形更是没人理解：当我开始自我怜悯的时候，我也需要等量的安慰，于是，我只好自己扮演成母亲，疼爱自己，甚至溺爱自己，用母亲的口气和自己说话，用母亲的食物喂养自己。

“给你再找上一个！”

我离婚之后，母亲在电话里总这样说。我明白，母亲的意思最简单不过了：给你，再找上一个，你就有爱做，有饭吃，有水喝了。

母亲的话里面饱含怜悯。母亲出身卑微，父母是黄河西岸的贫苦农民，常年在黄河东岸替人收大烟。母亲在黄河东岸出生后，因为爱哭被送人，在一个大烟贩子家长到十六岁，嫁给了刚好在附近驻防的父亲。在母亲看来，一个男人身边不能没女人（未必就是婚姻）。离婚后的儿子，事事要自己动手的儿子，还要照顾八九岁的女儿，当然值得怜悯。“给你再找上一个！”每次想起这句话，我都禁不住想笑。

但我竟然还有“上一世”！

那么，上一世，我的母亲又是谁？

我不喜欢这样！

非常非常不喜欢！

我觉得这种情形一点不可爱，根本不美学！

我是谁？

我是什么？

我狗屁都不是！我连一个确定无疑的儿子都做不了！甚至连“去死”的愿望都变得软弱不堪，不再真实有效，不再可靠有力，因为，死了你还得再轮回再转世，至于你转世的时机和去向，没人会征求你的意见。我是我的累赘，我是我的债务，我是我的罪过，我是我的疑问。我的生命里最尖锐的东西就是“我”！

我不能不怜悯这样的“我”！

哭完，我给居亦打去了电话，说着说着，我又哭了。我对居亦的爱，让我大感辛酸。正是对爱的需要，让自己知道自己多么贫贱。“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。”西蒙娜·薇依的这句话我一直半懂不懂，此刻终于懂了。

身在澳门的居亦，显然不能理解我的哭。她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喝酒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你听我舌头一点没大。”她仔细听了听，断定我没喝酒，就想马上坐飞机来见我，就像当初，在半夜十二点之前从澳门到珠海，在拱北的地下车库和我做完爱，又赶回去。我急忙说：“和你说说话就好多了，我没事，你放心。”

5

蒲霞来短信说，她下午五点来旅舍接我，然后去一家农家乐吃烤全羊。她还用玩笑语气说：“你是大名人，很多崇拜者想见你，我可不敢独自享用。”我非常恼火，恼火的原因是：我已经下决心不见更多的人。我此行的目的很明确，尽可能秘密地想办法揭开我的前世之谜。我把床头柜上的一卷卫生纸抓起来砸在地上，嘴里骂着脏话。这时候，我想起那卷卫生纸是我昨晚从厕所里转移到床头的，“以备不测”。我下去把散开的卫生纸捡起来，卷好，放回到床头柜上，同时又看见了酒店提供的标价十元的避孕套，我还专门了解过它的大小。此刻想起来，真是羞愧难当。我躺在床上，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人的。我不能说我是一个流氓成性的家伙，但我真的很难专一不二。这是我的天性吗？二十八岁以前的我可不是这样，二十八岁以前我真的没有做过爱。一个我喜欢的姑娘，不愿和我结婚，但愿意把处女之身给我。我毫不犹豫，做出了“高尚的选择”，两个人抱了半夜，终究没动真格的。二十八岁以后发生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，我需要好好下些功夫，搞清楚其中的原因。我想，从五十岁、六十岁开始学着做一个高尚的人应该不迟吧。我闭着眼睛想了想黑沙海滩那个吻，让自己充分相信，我可以开始好好爱一个人了。

下午五点，我下楼等蒲霞。

五点十分，蒲霞来了，但我几乎认不出她。

她像以前那个蒲霞的妈妈或奶奶。

我心里一下子凉透了。

我想，妈的，这也算一种了结！

蒲霞睁大眼睛看着我，大声问：“我的天啦，这还是你吗？”

看来，她和我遇到了一样的尴尬。

我说：“你上一次见我，我比现在至少瘦二十公斤。”

她看了看自己，说：“彼此彼此。”

我心里想，除了胖，变了的，更是气质。她身上原来有一种瓷娃娃的气质，三十岁的时候仍然有，但是，现在真是丝毫都没有了。

我和她没开车，一边走路，一边说话。吃饭的地方在南关的一大片拥挤的居民楼里，外面没有任何牌匾，但人出人进，生意兴隆。一路上，我已经说好，请蒲霞帮什么忙了。我说，我因为写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，需要搜集七步镇旧式军人的各种素材，越详细越好，坊间传闻、信件、文字和图片等原始材料，都是我最希望得到的。蒲霞痛快应承，表示她本人会一家一家亲自调查，还会动员她的学生帮忙。

蒲霞请了八个人陪我吃饭喝酒。

这是老家的习惯，请若干陪客和主人一同款待客人，陪客越多，越显得主人有热情，有诚意。落座之后，我立即就想通了。如果我是蒲霞，也会这样。我们如果早就上过床，就可以不拘礼节了。陪客中，有两三个喜欢写作的人，手头有我的书，带来请我签名。大家真的把我当一个人物看待了。三杯酒下肚，我已经变成一个平易近人能说会道的家伙了。酒没少喝，肉也没少吃，减肥的事早忘得一干二净。

蒲霞请我给大家写字，我记下了每一个人的名字和要求，答应回珠海后，在自己的书房里认真写好再寄回来。几年前我发过誓，不再当众给任何人写字，我觉得把写字当成一种表演，实在恶俗，让书法这门艺术变得毫无自尊。事实上，大庭广众之下也很难写好字。我把这个意思对大家讲了，大家听了表示理解。

喝到正酣时居亦的微信来了。

“先生，在干什么？”

仅仅“先生”二字，就已经够我陶醉且自律了。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持续减肥，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减肥而是维持一种清新的生活姿态。

我说喝好了，大家也不勉强。

然后，略显醉态的蒲霞送我回马务巷。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，两人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天气很冷，蒲霞说，好冷好冷。我顺势把她搂过来，并没有吻她的念头，继续走路，两个胖子搂着走路有些费劲，走了不超过一百米就放开了。到了马务巷，我说，你打车回去吧，冷死了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她说，好吧。

我不知道蒲霞是否有些失望，反正我觉得很失望。失望的原因明白无误，自从见了现在的蒲霞，原来的蒲霞——十二岁的蒲霞，师范时代的蒲霞，以及三十岁左右的蒲霞，原本十分鲜活生动的记忆，突然变得相当遥远相当模糊了，甚至完全消失了。新的记忆取代了旧的记忆，旧的记忆就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。

这是我原来一直学不会的本事。

一位女心理医生曾想过很多办法培养我遗忘的能力，其中一个办法是，由我故意把一杯热牛奶貌似不小心地碰倒在桌上，弄脏了桌上的书本和杂物，然后再由我亲自清理，让桌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后，她问我：“你看，牛奶被擦干净后，是不是就像没倒过一样？”我心里丝毫没忘记刚才的情景，只是说空话应付：“差不多。”此时，一个事先安排好的陌生人进来，转了一圈又出去了。心理医生说：“刚才这个人肯定不知道几分钟前有一杯牛奶被碰翻了，弄脏了很多东西，就算给他讲了，他也不会有切肤感受。”接下来试验进一步升级，牛奶换成墨水，纯黑的墨水，黑色墨水还是“不小心”被碰倒，流向桌子的四面八方，弄脏了很多东西。有些东西，比如一本书，弄脏了无法清洗，只能扔掉。心理医生事先准备了另一本一模一样的新书，放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很简单，旧书弄脏了，换成新的，不是更好吗？”我心里有不同的想法，但不说出来，笑着向她点点头。墨水比牛奶的破坏性更大，对患者的心理冲击更强，经过再三重复，治疗效果很明显。再后来，心理医生又把准备好的红色墨水拿出来，问我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红墨水。”她说：“不，不是红墨水，是血。”我心里已经有点恶心，头也有点晕，但还能忍耐。心理医生知道我晕血，帮我拧开瓶盖，把瓶子放在一堆书的边上，鼓励我亲手拨倒它，我下了半天决心，终究不行，表示认输。心理医生说：“那好，你负责清理。”我还没表态，她已经把瓶子拨倒了，咣当一声，红色漩涡如同火山喷发，强大气流扑面而来，我两腿一软，晕倒在地上，像死过去一样，在沙发上躺了半小时才恢复正常。心理医生说，我的晕血和幼时记忆有关，幼时的恐惧体验没有及时消除，带到成年，变得更加顽固。我想不起，我是从哪一个具体的事件开始害怕看见血的，好像生来如此，和回忆症一样，从小就有。不仅怕血，也怕像血的东西，比如，小时候不吃红瓤的西瓜，不吃血肠、血面条，后来不吃果酱，不喝红色饮料。杀猪杀狗宰牛宰羊的现场，我是绝对不会去凑热闹的，当然我也从来不干开膛破肚这一类家务活。但我自己的身体偏偏容易出血，不小心碰在墙上树上就会出现明显的瘀血，有时候身上明明有伤痕，却怎么也想不起受伤的原因。婚后不能不学着炒菜做饭，不小心切到手指就会流血不止，专门去看过医生，才知道血小板过低，凝血功能不足。后来吃了一年的花生皮，有明显好转。而晕血的毛病和看见红色就焦虑的问题还在。据说晕血的人，女人多于男人。一个女人晕血，会显得娇柔弱小，令人怜惜，一个男人晕血就完了，就无法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，舍我其谁，指点江山。试想，杀鸡刮鱼这样的事，都得女人做，这个男人还算什么男人。后来我渐渐醒悟，一个男人还是需要一些霸气，甚至需要时不时有意识地显示显示不讲理的一面，这样，女人才会有所忌惮，才会更多地挖掘她的潜能，显示她柔美的一面。有一次，我和第二任前妻吵架，我批评她太强势，她说：“你的意思是我像个男人对不对？”我以一个我能想象的表情表示认可，她慢腾腾地说：“没办法，你不做男人，只好我做了，这家里总不能没有男人啊。”她的话噎得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并没有生她的气，我只是觉得，她的话太准确了，准确得近乎残酷，准确得像泄露了不该泄露的天机。我立即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在一个性格强势的女人面前做男人，并非没有可能，但是，一般的强势就像鸡蛋碰石头，根本没用。自古华山一条路，我如果想在她面前表现得像一个男人，我如果想被她尊重，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可用，那就是大胆使用暴力。一句脏话的价值可能超过十句情话。一个凶狠的巴掌比再三的抚摸还有用。随后我真的试验过，效果十分明显。有一次当我罕见地骂了一句“操你妈”时，她的眼睛在一瞬间几乎熠熠生辉。她说：“哇噻，你最近像个男人了。”我能听出她的话并不是嘲讽，而是由衷的夸奖。

又说远了，又说远了。

回头再说蒲霞。

既然新蒲霞已经取代了旧蒲霞，那么，我和蒲霞之间肯定不会有什么事情了。原来的冲动，是以旧的记忆和印象为前提的。如今的蒲霞，说实话，已经完全激不起我的欲望。这说明男人不见得能和任何女人上床。男人的挑剔有时也许有胜过女人。美感是爱慕的唯一诱因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一次偷情，一次外遇，哪怕是一点非分之想，都和美感有关。如果美感缺失，有刀枪在后面逼着，也不见得会有性欲。

当然，性饥饿除外。

陈继明小辑